“卫生”是怎么来的?概念如何确立?

    世界卫生组织将今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确定为“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健康”,旨在使全球注重保持人类和地球健康所需的迫切行动,并通过积极行动,创建以福祉为重点的社会。

    国家卫健委将我国的宣传主题确定为“健康家园,健康中国”。今天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举行“世界卫生日”新闻发布会。

    那么,什么是“卫生”?“卫生”这个概念如何确立?“卫生”这个词又是怎么来的?

    “卫生”从“养生”演化而来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病患和灾难。特别在古代,因为经济和科技能力差,更兼卫生和医药水平低下,某些疾病因无法控制而形成流行病甚或传染病。这类传染病不仅播散到家庭、社区,乃至整个国家;有的竟能传到别的国家甚至全世界。这类病症往往杀伤成千上万生灵,为世界各国所恐怖,它们通常被称为“瘟疫”。

    几世纪前的欧洲,肯定尚未有应对病毒病菌的知识。那时,逐渐兴起的人文主义者发现,要想抵抗疫病,最重要的莫过于进行有效的城市管理、清洁环境并提高健康水平,让人民建立起“卫生”的观念。

    考察英文“卫生”一词的创造和发展,可以给我们勾勒出欧洲疫病史的线索。英文中有三个词来表述“卫生” 。第一个词是sanitation。它起源很晚,其意指疏通下水道以保持人们生活健康。据考它最早被创设于1721年,词根源于拉丁文。第二个英文词是hygiene,词根是希腊文,源于希腊神话中掌管清洁和健康的女神Hygieia,后来被喻指卫生和保健。这个词最早在1671年出现。从上面两个词的词根看,它们出现得都很晚,直到17世纪至18世纪间才被应用,而且它们的字义和概念还都是渊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

    英文“卫生”的另一个词是“health”。但其本义是“健康”;据说源自heal(医治、治疗), 此词出现在中世纪欧洲。只有在它前面加上Public即“公共”词义时才跟城市卫生有关。

    由上面英语“卫生”一词来源看,它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在西方出现是很晚的。但由于实践的迫切需要,逼得欧洲人创造了一些公共医学上卫生的范例并因此发展出了现代西方医学体系。

    在我国,“卫生”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灵枢》中。隋代杨上善将《灵枢》《素问》合纂为一书并命名为《黄帝内经》。而《灵枢》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书,其流传则在战国以前——这一点被目前医学界所公认。

    在现代社会中,“卫生”一词指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改善和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所采取的个人和社会的卫生措施。而且,据医学史家研究,“卫生”这个医学名词其实是从古代医书中常出现的“养生”一词逐渐演化而来的。

    与国家挂钩的“卫生”

    复旦大学张仲民教授的新书《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采用西方较为流行的阅读史研究方法,揭示了“卫生”书籍产生背后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包括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耦合程度、读者心态以及消费和政治文化的关系等等。

    据张仲民考察,“卫生”一词从1880年代开始流行,其后在日记、小说、教科书、广告中广泛使用。通过早期梁启超对“卫生学”的研究,“卫生”和医学联系紧密,但当时人对其内涵的解释及使用不尽相同,有“保卫生命”传统之意,也有“公共卫生”等现代性内涵。

    对于“卫生”一词,比起出现的时间、从何处引入,以及其准确定义,在作者看来,近代人赋予它的当下意义才是关键。

    凭借“卫生”和医学的关系,“卫生”最终和个人身体强弱、智力发展、人口繁育,甚至经济兴衰、国家强盛相挂钩。对于20世纪正遭受列强入侵和备受洋人歧视的中国人而言,“卫生”在事实上成为指谓个人身体和国家强弱、社会文明的符号。

    过去学界讨论种族的作品,尚未充分重视和利用晚清出版的各类“卫生书籍”,但张仲民认为它们很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他将晚清“卫生”书籍分成两类,以“生理卫生”书籍指代那些主要讨论普通生理、卫生知识的书籍,以“生殖医学”指代当时文化市场出版的讨论性、生殖、养育乃至婚姻的书籍,并将两者统一称为“卫生”书籍。

    广告中的卫生密码

    该书的史料部分主要来自广告,也是这本著作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特点之一。作者从晚清一百多种报刊杂志上的书籍广告中,辑出不少以往学者没有发现的卫生类书籍广告,完善了这类书籍的名目。同时,对这些广告内容也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卫生、种族与消费文化的关系。

    人们的消费需求有着不同时期文化背景的支撑,而某种消费行为也会反过来塑造以及强化当下的社会意识,在此过程中,近代报刊广告扮演了积极角色,较好地呈现了这种相互模式。

    张仲民很早就注意到广告与消费文化的关系,他曾以晚清报刊广告为讨论对象,撰写了不少卫生、种族与晚清消费文化之间互动的文章。在《晚清“卫生”书籍研究》一书中,他将目光集中在卫生书籍上,再次充分利用和深挖书籍广告的重要价值,补充了传统书籍史研究的不足。

    从1901到1903年间,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的译自日本的生殖医学书籍,从这些书籍的广告中,张仲民发现了不寻常的消费文化与政治文化互相构建的痕迹,它们进一步强化了身体、种族与国家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展现了20世纪初国人的集体焦虑和文化想象。

    对“卫生”的追求,不仅显示了一种追求个人健康的新方式,它业已将贫弱的个人与全球新秩序下的民族生存联系起来。

    借助广告的桥梁作用,当时一些生理卫生书籍如杂志《卫生学报》《卫生白话报》等销量确实很不错,与此同时,将“卫生”泛政治化的语言便也在市场中被充分演绎了。

    在消费市场,“卫生”的政治文化涵义正被书商们攀附和挪用,除书籍之外,一些但凡与“卫生”沾点边的商品,如药物、肥皂等,也通过媒体以一种泛政治化的语言被呈现出来。

    中国商人在利用“卫生”政治符号做生意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张仲民认为,晚清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消费文化的民族主义化”时代,消费成为塑造民族认同的方式,借助出版、媒体等方式,大众以觉醒姿态广泛参与政治,与消费文化终于联系在一块了。

    张仲民试图从大众或边缘视角出发,在书中展现了普通人对“卫生”书籍的阅读感悟,以与当时的精英思想有所疏离。

    我们看到,“卫生”与种族等建构起来的集体意识,已经渗透到近代普通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学校教育,卫生警察的设立,新军的卫生操练,以及消费文化的政治化转变等。

    【链接】  “世界卫生日”的由来

    1946年7月22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卫生大会,60多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于1948年4月7日生效。

    为纪念组织宪章通过日,1948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正式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并决定将每年的7月22日定为“世界卫生日”,倡议各国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次年,第二届世界卫生大会考虑到每年7月份大部分国家的学校已放暑假,无法参加这一庆祝活动,便规定从1950年起将4月7日作为全球性的“世界卫生日”。1950年起,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为世界卫生日选定一个主题,突出世卫组织关注的重点领域。

    综合新华社、央视、《北京晚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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